第13章（1/3）
拒绝天皇授勋的并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处于冷战时期的对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法律意义上甚至还未结束战争状态。但日本的社会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战争和亲善中国的潮流。各种党派和民间团体组团到中国去访问，毛泽东的著作和周恩来的画像在日本的书店和大学里流行，甚至成了木少知识分子争相拥有的前卫标志。“打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坚决桿卫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很多日本热血青年头缠布条，手挽着手，在美国驻军基地前抗议“安保条约”时高喊这一类口号，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加藤的父母亲就是在这股潮流中重返中国。他们如愿以偿地发现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并且在各个社会领域意气风发，往日最为卑贱的工人农民成为了文艺舞台的主人，留洋归国的教授随着医疗小分队深入到了穷乡僻壤，政府官员满身泥巴为人民服务并且累死在盐碱地上，奇迹般的两弹一星在日新月异的广阔大地上陆续腾空……对比日本社会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级森严和金钱崇拜，中国确实能够让他们兴奋不已。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针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亲亲身受益，他在北京亲历针麻的外科手术过程，既无痛苦又价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读卖新闻》
介绍，引起了日本读者一片惊讶和轰动。中国政府放弃日军侵华的战争索赔，相对于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狠狠刮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国库收人巨款，红色大国的国际主义慷慨情怀更使他们备觉温暖。
在当时的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新中国是一个神话，实施了刚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会结构大变革。虽然这个国家还较为清贫，但它代表着最优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烧着人类希望的社会主义圣土。不难理解，当庆祝“四人帮”下台的锣鼓鞭炮在北京爆响，当中国革命中的诸多罪恶和人权灾难随后在媒体上曝光，海峡那边很多日本友人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更多一些绝望和迷茫。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再一次与中国失之交臂。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众多知识分子曾经把日本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去求取启蒙和维新的救国之道，后来却被日本的大炮隆隆迎头痛击；那么现在，众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曾经把中国视为模范和老师，一批批漂洋过海来寻找独立和革命的救国之道，最终却被中国突然亮出来的累累伤痕吓得浑身冰凉。
历史再一次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开了个玩笑：继中国误解“先进”的日本以后，日本也误解了“先进”的中国。一个维新梦，一个革命梦，先后在很多人那里一一破灭。双方不得不从头开始，不得不开始重新相互认识的漫长过程。
误解难以避免。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不同于英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希（腊）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为一度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其交往动机中更暗伏着一种发展道路及其社会制度的寻优和竞比，意识形态的制幻剂常常带来更多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灭，意识形态的放大器也就会大大膨胀怨恨或者轻蔑，加剧两国关系的震荡。从“停滞落后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语）到“一无是处的日本竹内好语〉，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可以更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尺度先进”模式的光环下穷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维新。但这种取代，只是使“先进X落后”的视轴来了一个上下倒置，源自欧洲的单元直线历史观却一如既往，一心追赶先进文明的亚洲式焦虑和亚洲式迫切一如既往。
向西方工业化看齐的意识和潜意识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亚洲人免不了有点慌不择路，也就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热以及随之而来的骤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亲向我讲述他们在北京目睹江青被捕时的中国，目睹北京市民和学生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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